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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在瑞金“家”中成长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个女红军之一的刘英,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是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自从革命把她和瑞金连在一起,她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虽然只在这个“家”生活了一年多,但这一年多的阅历、经历都在她的成长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令她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

  到了瑞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是1933年6月到达瑞金的。此前,她由共产国际分派,从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一路跋山涉水、斗智斗勇,历时近半年。

  这时的瑞金,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苏区首府,赤色中国的心脏。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迁到了这里,真是群龙聚首,众星捧月一般。刘英一踏上这块红土地,就被这里红红火火、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感染着、激励着;被这里善良的人民、淳朴的乡风温暖着、熏陶着。更令她惊喜不已的是,在这里一下子就见到了许多在梦中也难得一见的熟人。其中有: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就认识的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读长沙女师时的老师周以栗,老上级罗迈(李维汉),一起在长沙搞学生运动的曾三,以及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的师长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分别在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担负不同的领导工作或技术工作。还有毛泽东,虽然刚刚认识,却早闻其名;这下又因为有周以栗和他是同班同学的关系,也倍感亲切。大家都对刘英的到来表示欢迎和高兴。因此,刘英虽是第一次来瑞金,却一点也不陌生,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被安排住在位于下肖区(今属沙洲坝镇)下屋场(又称下下肖)的中共中央局楼上。这幢房子原是一个姓杨的前清举人的私宅,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前后两厅,且有左右横屋,仅一层就有十八间房。举人后裔在土地革命中划了地主成份,房子被当地苏维埃政府没收,后来就派了上述用场。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有中央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博古、洛甫、陈云、罗迈、邓颖超、李坚贞,以及王首道、毛泽覃、金维映、小开(潘汉年)等人。博古知道刘英在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过无线电专业,就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刘英去曾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局电台工作。刘英到电台转了转,觉得这里并不缺少人,就向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提出:让她做已经熟悉了的群众工作。罗迈知道她有这方面的长处,便同意了。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的凯丰,要刘英去少共中央局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博古的批准后,罗迈就把刘英派了过去。

  少共中央局驻地是下肖区上屋场(又称上下肖),离中共中央局驻地很近。这里聚集了一批挺能干的年轻人,像宣传部长陆定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更是只有十七八岁。就是身为一局之长的凯丰,也不过二十七岁,比刘英还小一岁。刘英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头衔是少共中央局巡视员。三个月后,她被派去福建团省委巡视。结果被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等一班人看中留下,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她为福建的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她奉命回到少共中央局,担任宣传部长。

  少共中央局的一班人,虽说大多是领导干部,但年轻人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秉性依然不减。加上那时没有等级观念,无论哪级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都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刘英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过得非常愉快。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吃的饭菜很差,还经常缺油少盐;但大家都吃一锅饭,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心情还是很舒畅。晚饭前后,中共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常常聚集在大树下、草坪上,开展文体活动,如斗山歌、打篮球等。洛甫、陈云、小开爱打乒乓球,用杉木板子做成球拍,两张方桌拼成球台,就“杀”开了。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刘英便兴冲冲地上阵打了起来。

  瑞金及其周围的苏区多是山地丘陵,既无公路,又缺航道,唯一可以借重的交通工具便是骡马。所以少共中央局的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不会骑马就不能干革命。刘英生性好强,也不顾自己身材矮小,听着这话就学开了骑马。先由别人牵着马走,后来可以一个人骑着慢慢走了。有一次,张爱萍等骑马小跑过来,挨近刘英身边时突然喊道:“刘英同志,跑马哟!”说时将马鞭一抽,他的马便一溜烟奔驰而去。刘英的马受惊,也撒开四蹄跑了起来,把刘英重重地摔了下去。张爱萍他们急忙返回,连连说:对不起,开个玩笑;还说不跑不摔学不会骑马。刘英没有因此被吓倒,很快就学会了骑马。后来,她去远一点的地方都骑马,赢得了不少工作时间。

  在宣传部长岗位上

  刘英就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后,有一次顺路到沙洲坝去看望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主席听刘英快言快语、拖腔带调地聊了一会工作情况后,恳切地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想想有道理,便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受益非浅。她在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她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她用自己主编的《青年读本》作教材,把书中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后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办的青年班,也请刘英去讲过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刘英晚年回忆起这段日子,充满感情地说:“我读的是师范,可是没有当过教师。这辈子真正搭上教育工作边的,还就是在少共当宣传部长这两三个月。”在这两三个月里,她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得到不小的提升,思想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

  1934年3月13日,刘英写了一篇题为《转变我们在突击运动中的领导方式》的文章,发表在《青年实话》第3卷第15号上。文章虽短,却有理有据,观点鲜明,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开头写道:“为了完成一定的紧急任务,或者为着克服某部工作特别落后的现象,采取突击的方式去进行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接着笔锋一转:“可是这种突击的方式,假使继续地在每一个突击运动中都去运用,把其他工作完全放松,与布尔什维克的经常的工作分离开来,以至领导机关通通都加入突击队,取消集体的领导与经常的工作,就显然是错误的。”刘英以自已了解到的现象为例,对这个论断作了说明:在粮食突击运动中,粤赣团的省委全体出发了,连省委书记也离开省委到一个县去。瑞金为整理少队的突击,大家都分配到各区当突击队去了,县委没有一个固定的人常驻,集体领导更加谈不上了。然而,没有集体的领导,对于一种工作的处置上,就难于有成熟的意见的。要想在这个运动中总结全盘的经验,将好的经验运用到落后的地方去,将错误的或不好的方式及时给以克服和拿来教育全体,都将是不可能的。因为领导机关是空的或者是一个人,他所知道的也会仅仅是他担任突击工作的这个地方。还有瑞金的团,以区委书记联席会代替经常的检查与督促,也是不好的工作方式。因为它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像瑞金扩大少共国际师的任务完成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县委对这一工作平常根本没有检查与推动,在一次区委联席会上布置了一次后,就完事了,直到半个多月后才来检查。半个月里,少共国际师兵员仅扩大20多个人(已决定扩大300人的任务一个月完成)。到这时,县委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刘英在文章的最后强调指出:“我们应该迅速纠正在突击运动中的不正确方式,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定出在每一时刻的具体计划与工作日程,实行经常的检查,派得力的巡视员活生生的去推动下面的工作。只有当我们把突击运动与经常工作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权利说,我们的领导方式已经有了转变。”

  刘英在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这个位置上,还特别着意于总结、推广基层团组织的工作经验,以促进整个团的工作。1934年3月,她写了《下肖区开办流动训练班的经验》一文,发表在《青年实话》第3卷第17号上。文章首先指出,在各地青年团员数量大增、急需训练和教育的情况下,开办流动训练班乃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文章详细介绍了下肖区开办团员流动训练班的经验:一是在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直接帮助下,制定了办班的具体计划,并由区委领导试点乡的支部干事会具体讨论计划的实施办法。二是建立了训练班的组织管理机构,管理、教学力量以区委同志为主。三是新、老团员一起参加受训,训练采取讨论、启发式和适合青年心理的活泼的方式进行。四是每次课后,各班教员共同集合讨论一次;一期办完了,区委召集会议,总结这课、这期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下面要做的事。由于准备较充分,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受训团员的热情和积极性,流动训练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兴奋了团员的学习精神,使团员对当前的中心工作有了更多的认识等。文章也客观地指出了这期流动训练班的缺点,并分析了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文章最后呼吁:各地的团部要利用下肖区流动训练班的经验,普遍的去开办流动训练班,加紧团员的教育。因为提高团员的政治水平,与一切战斗任务是不能分离的。刘英的这篇文章也不长,但它体现了刘英对工作的热情,对新生事物的扶持和爱护,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骤然紧张,补充兵员成为当务之急。5月上旬末,罗迈把刘英找去,要她到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任务是三个月时间扩红2200名。刘英二话不说,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去离瑞金180里地的于都。在于都,针对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势,刘英和手下的队员们决定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来带动扩红。在县里召开的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联席会上,刘英作报告,讲第五次反“围剿”的严竣形势,中央的决心;讲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大家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土地革命果实。刘英还对放弃扩红突击、回家莳田的现象作了严肃批评。会后,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工作中,刘英他们注意依靠骨干,发动党团员带头。新陂、古田等区的干部带领模范赤少队,整营、整连、整排地参加红军,成为扩红中的先进典型。刘英他们及时进行表扬宣传,推动了其他区乡的扩红工作。欢送亲人当红军的热潮掀起来了,妇女们唱着山歌、带上亲手做的草鞋,欢欢喜喜地送兄弟、丈夫参加红军,并且争先恐后、相互挑战。这时,刘英他们就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发动群众优待红军家属。因此青壮年劲头很大,扩红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就这样,刘英他们仅用一个半月扩红3300名,超过任务的一半。

  在这次扩红中,刘英还碰到肃反问题。原来,当时有种逻辑,认为扩红搞不起来是因为反革命捣乱,抓起反革命,扩红就搞起来了。于都扩红开头没搞好,县保卫局也抓了些人。刘英同县苏主席、扩红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去保卫局看了审讯后,觉得被抓的人多是冤枉的。正为难时,收到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长信。他首先祝贺于都扩红胜利,接着要刘英他们注意:肃反不能乱来,对响应扩红不积极的群众,要进行思想发动,而不是当反革命抓起来。这下,刘英如释重负,很快把这批人放了。

  6月下旬,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回到瑞金。路上碰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刘英,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莫名其妙,邓小平忙解释道:“这是项英(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刘英听了自是高兴。回到驻地翻看《红色中华》,果然在6月21日的报纸头版头条发了题为《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的消息,报道于都扩红工作的成绩。这条消息号召:“一切扩红落后的县份,学习于都的光荣例子,赶上前来!”还用插题强调:“只要坚持执行党的指示,落后的县份也能赶上先进的县份。”

  一天晚饭后,刘英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白屋子,跟总政副主任贺昌聊起邓小平那天夸赞自己的俏皮劲。贺昌告诉刘英:“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呢!他被撤了职,家都散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刘英听了一阵愕然。打那以后,她从心里佩服邓小平。

  从于都扩红回到瑞金后,刘英担任过一段日子的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长。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每况愈下,中革军委已秘密开始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各项准备。紧急扩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9月中旬,罗迈找刘英谈话,派她再次去于都扩红。

  这一次扩红不比上次,不仅时间更急迫,任务更繁重,而且兵源更稀缺。刘英到达于都时,当地才动员了250人参军,离规定的4500人的任务相差天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就到正在那里巡视工作的毛主席求计。毛主席此时打摆子刚好,身体很虚弱,他强打精神帮助刘英召集了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会上,先由刘英作报告,再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只讲了五分钟,突出“决心”两个字,就是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开活动分子大会进行动员。于都的扩红运动因此很快有了转变。9月26日的《红色中华》刊发长篇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了最大成效”。到9月底,刘英他们动员了近千人参加红军,尽管距离完成任务很远,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934年10月初,先是毛主席告诉刘英,后是罗迈打电话通知刘英,都说是有“特别任务”,让她马上离开于都回瑞金。刘英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事件要发生,急忙收拾行装骑上马,带着警卫员急驰疾走,一天就赶回了瑞金。这时,她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要撤离中央苏区。眼看就要告别红都瑞金和瑞金人民,刘英内心充满难过与眷恋之情。瑞金的父老乡亲看见红军匆匆整装待发,却不像以往十天半月就会回来的样子,也是难分难舍。刘英的房东,一个热情善良的红军家属,再三对刘英说:“我把房子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还住这里噢。”刘英听了心里酸酸的,只能一个劲点头。这一幕,永久地铭刻在刘英脑海里,成为鼓舞她坚持革命到胜利的精神力量。

  1934年10月10日傍晚,刘英和红一方面军万千将士一起,默默告别瑞金人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从此,刘英一直背负历史的使命,向北、向北,到了陕北,到了东北,又到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六十个年头,直到1993年10月,已入米寿之年的刘英,才终于重回瑞金作故地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