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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可亲可敬的大姐
  邓颖超(1904—1992),广西南宁市人。1925年初由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总支部书记、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2年5月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干事;年底,调任中央局秘书长兼中央政府司法部秘书。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解放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速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赤化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是邓颖超同志在瑞金写下的一首诗。

  邓颖超于1932年5月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两年零五个月,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充分表现了邓颖超同志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不计得失,顾全大局,忠于职守,模范遵守革命纪律;热于助人,关心爱护同志,深入群众,一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高尚的革命情操。

  忘我工作

  邓颖超在中央苏区时,身体很虚弱,常常吐血,但她带病坚持工作。1932年5月1日,邓颖超刚到达汀州(长汀),同正在汀州组织漳州战役的周恩来聊天时,汀州县委书记李坚贞闯进门来。邓颖超得知红军和游击队正在攻打一个土豪堡垒,便坚持要和李坚贞一起去看看。在战斗前线她看到那个堡垒地势险要,红军不易攻打。那个土豪又很顽固,正在顽抗,红军和游击队队员已有一些伤亡。经过仔细观察,邓颖超认为硬打不是办法。周围地区都解放了,那个土豪犹如瓮中之鳖,只是还在负隅顽抗。他手下的人大多是抓去的老百姓,不会死跟着他。邓颖超便对擅长唱山歌的李坚贞说:“你唱山歌宣传我们的政策,瓦解他们的士气”。李坚贞马上现编现唱起山歌来了,内容是漳州打下来了,周围都解放了,你们犹如瓮中之鳖;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跟着土豪,死路一条……红军和游击队一起唱着山歌,喊口号,声震天地。土堡中的枪声弱了,红军一股气攻上去,打下了堡垒。

  几天后,邓颖超到达瑞金,先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干事,这年底,她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工作,常到瑞金各区巡视工作。她密切关注着党、苏维埃和军队等各方面的建设、发展情况。她结合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经常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提出建议,发表看法。

  邓颖超敏锐地看到,党的组织工作存在着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她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主编出版的《党的建设》刊物上先后发表七篇文章,其中在《新的领导方式与彻底改变》一文中对旧的领导方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包办主义的表现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同时又提出了六点新的领导方式的要求。1933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将《党的建设》与《实话》两刊合刊,改名《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于1933年2月4日开始出版。邓颖超在《斗争》第一期上发表《实际为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的检讨》一文,揭露党的各级组织在发展党员、扩大红军、工会工作、苏维埃选举等各项工作中存在的松懈、忽视等问题和不足,要求要加强党的组织和建设,巩固加强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推动各项工作的进展。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随后,在中央苏区掀起一轮又一轮扩红热潮。邓颖超积极参与扩红运动。她在1933年4月5日出版的第七期《斗争》中发表《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的文章,总结了在扩红中存在的不足。她指出:“在过去和现在的扩大红军的工作方式上,一般的说来,只是很简单狭隘的抓着扩大红军工作的本身,而缺乏与各种工作的配合,只是在上级党的通知或计划到来的时候,或在某一纪念日运动中,动员一下,表现着间断的寒热病状态,而不是经常的去进行……”,“过去在动员上,不只没有配合各方面的工作去进行,就在组织的动员上,也同样束缚在党的组织范围。”政治动员是“……枯燥呆板千遍一律的背书念咒式政治动员”而且“只是注意以红军扩大数量,没有注意到巩固已扩大的数量……”。进而,她提出扩大红军要“(一)保证扩大红军成为永续经常的工作……(二)造成扩大红军的广大群众运动……(三)充分深入的政治动员……(四)加紧归队运动是不可分离的部分。”1933年7月29日,在第一个建军节的前夕,她又在第九十七期《红色中华》上发表《战斗的来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纪念》一文,宣传扩大红军,粉碎反革命“围剿”。她用诗一般的语言,充满激情地号召广大军民“应争取最短促的时间完成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她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积极参加扩大红军队伍工作组,到瑞金下肖区蹲点,深入到群众当中,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经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思想工作,动员了几百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

  邓颖超虽然没有担任过苏区妇女工作部门领导职务,但她十分关心和支持苏区妇女工作,将自己丰富的妇女工作经验传授给苏区从事妇女工作的姐妹们。1933年11月她撰写了《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一文,刊登在第一三0期《红色中华》上,对开好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经常深入各单位各部门与妇女姐妹交谈,了解情况,帮助反映和解决问题。在苏区妇女眼中,邓颖超是她们可亲可敬的大姐。

  模范遵守革命纪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迁到中央苏区,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这时由于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有了人选,邓颖超原来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被无形撤掉了,担任了中央政治局秘书,负责机要工作。邓颖超有坚强的党性,一贯能上能下,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地位大小,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1934年8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拿她的痰去医院化验,发现痰内有结核菌,肺结核被确认了。当时肺结核是一种很吓人的病。“十痨九死”,犹如得了癌症一样。邓颖超本该住院治疗,但由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王明错误路线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节节败退,中央红军正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环境不允许。邓颖超吃了母亲开的中药,血止住,高烧刚退,身体仍极其虚弱。她主动向组织提出,因身体不行,不便随军行动,要求留在苏区,免得增加组织负担。她心里明白,战局不利,要和周恩来分开,真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但她强忍心中悲痛,不愿给组织增添麻烦。最后还是组织决定她随军行动。

  邓颖超不管职务高低,总是模范地遵守革命纪律。那时,红军中实行列宁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度”,每逢星期六,中央局的干部、战士组织起来,慰问红军家属,帮助他们砍柴,挑水、写信,同时做思想工作,鼓励群众克服困难。

  邓颖超不顾自己身体虚弱,自觉地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个星期六早晨,邓颖超穿上草鞋,准备上山为红军家属砍柴。红军战士马从行知道邓颖超很忙,从小生长城市,没有砍过柴,怕身体受不了,劝她不要去。邓颖超说:“制度人人都要遵守,我哪能例外,不会砍柴,我可以学嘛,我没事的。”她和红军战士一起上山砍了一担柴,坚持挑回来,送到一家军属家里。

  “有盐同鲜,无盐同淡”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不断地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军民的生活非常艰苦。邓颖超和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一起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有盐同鲜,无盐同淡”,过着艰苦的生活。

  邓颖超严于律已节衣缩食,经常和红军战士干部们一起吃“梢子饭”。什么叫着“梢子饭”呢?原来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相当紧张,连生活必需的粮食、油和食盐都很短缺。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号召红军干部和战士用一种野生植物的种籽“梢子”代替一部分粮食。食用时,先用水淘洗干净,和红米一同放在小竹笼里蒸熟来吃,叫“梢子饭”。而下饭的菜则是没有放一粒盐的青菜。邓颖超将机关里分得的盐留下一小部分,化成盐水,装在竹筒里,隔几天蘸一点吃,其它的送给前方的战士。那时,红军不论干部、战士每人每天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粮食。既便如此艰苦,1934年3月,邓颖超和陈云、博古等23个从白区来的领导同志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提出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不要公家发夏衣。她每天由三顿饭改为两顿,饿得头昏脑胀。中午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到田野中走来走去,分散饥饿的感觉。

  关心群众,关爱同志

  邓颖超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非常关心群众关爱同志。在到达中央苏区刚和周恩来见面,邓颖超就详细地把“伍豪启事”的经过告诉周恩来。原来,国民党多方追捕,甚至是赏三十万银元缉捕周恩来,但周恩来早已安全抵达中央苏区。于是,国民党想了一条毒计,在1932年2月16日到21日的上海报纸上,卑鄙地伪造了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妄图混淆视听,动摇地下党的斗志,陷害周恩来。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向《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做了工作,设法在《申报》上登上了一个小广告,用报社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否认国民党造谣的说明,但因保人关系,不能刊出。陈云又设法由党组织用重金聘请著名的法国巴和大律师,在3月4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辟谣,揭穿国民党特务的卑鄙阴谋,在党内外澄清视听。邓颖超敏锐地感到这是有关周恩来政治声誉的大事,至关重要,所以来不及倾诉别后的思念,一路的艰险,立即向周恩来谈这件事。

  邓颖超在中央苏区遇上了在上海中央妇委一起工作的“八妹”庄东晓。庄东晓向她哭诉了遭“肃反”扩大化迫害的经历:丈夫被杀,自己死里逃生,党组织关系得不到落实,饱受委屈。在当时的条件下,邓颖超只能安慰着庄东晓,见她衣服单薄,向陆定一借了一件皮大衣给她穿,又安排她到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

  教育部部长瞿秋白,是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对象。他原患肺病,苏区生活艰苦,他身体更瘦弱了,总是咳嗽、吐血,加上他的夫人杨之华不在身边,生活无人照料,很是艰苦。邓颖超时时关心他。一天,邓颖超设法买到了几个鸡蛋和一点点面粉,和庄东晓一起,用鸡蛋和面粉和在一起,做了几个鸡蛋饼给瞿秋白。

  邓颖超经常深入群众,与群众聊聊天,到群众家里走走看看,了解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在乌石垅中革军委机关居住期间,邓颖超经常到村头红军家属顾大嫂家帮助劳动。顾大嫂的丈夫上前线去了,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春生。邓颖超常和顾大嫂、春生一起在她家菜园里劳动,一边和他们拉家常,讲些浅显的革命道理,鼓励顾大嫂努力生产、支援前线。顾大嫂的丈夫不幸在前线牺牲后,邓颖超和周恩来一起赶到她家,尽力安慰她。坚强的顾大嫂又送春生参加了红军。邓颖超更加热情地帮助顾大嫂劳动。一次劳动后,顾大嫂摘了一大把豆角塞给邓颖超,几次推却不了后,邓颖超只得收下。第二天,邓颖超就和周恩来一起塞了六枚铜币给顾大嫂。